不能著作等身，总能读书等身

因为“世界读书日”，B站近日发起了“读书等身”活动，倡议为乡村学校捐书一万本。别的且不说，“读书等身”这个说法还是挺有创意的，也有可操作性——“著作等身”恐怕非常人所能，但“读书等身”应该说是“听起来很酷，但其实人人都能办到”。

现在市面上一本300页上下的新书约有2厘米厚，也就是说，一个正常身高的人，大致读100本书也就足够“等身”了。这样一本书通常在20万字上下，那么100本书也就是2000万字，如果按一生中有五十年正当读书盛年计算，也就是每年读两本书、40万字，这不算是很有挑战性。

这比古人所说的“读书破万卷”还容易一些。古代的一“卷”，字数倒也不算多，如《史记》50多万字共130卷，陆游《入蜀记》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4万字，也分作6卷，大抵每卷不足1万字。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共8亿字，收录3471部书、79070卷（据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折算下来也就是平均每本书22卷、每卷1万字。换句话说，“读书破万卷”大致需要读500本书、约1亿字，是“读书等身”的五倍那么难。

对古人而言，这就尤其难一点，因为他们看起来读得比我们慢很多。北宋学者郑耕老就曾算过：一位中等资质的人大约花四年半时间即可背诵“九经”（标准为480090字，每天300字）；而那些天资减半的人则需要花上9年（《宋元学案》卷四《读书说》）。也有天分高的：参与编修《资治通鉴》的史学家刘恕据说每天能记住万字长文而不遗忘，但他儿子一天就只能记住五六千字，到孙子就更退化到三千字（朱弁《曲洧旧闻》卷五）。

当然，古人在意的是“记诵”，而现代白话文不仅在表述上没古文那么简练，我们的阅读习惯也不再那么偏重记忆，这意味着一天读更多字数比古代容易多了。不过随之而来的，却是人们渐渐地不太爱看书了。

这也不是今天才这样。对近代加州萨克拉门托华人餐馆中收藏书籍的分析发现，总计66种藏书中，83%是小说，而小说中又有61%是侠义、才子佳人小说。上海工部局工业社会处1941年调查发现，全市职员家庭每百户订阅日报35家，杂志22家，但“购买职业与文化有关书籍者寥若晨星，即便大学教授也无力购置”。虽然这是因为战时的上海生活窘迫，但连西欧社会也是如此：19世纪的法国作家福楼拜就曾说过：“谁要能熟读五六本书，就可成为大学问家了。”当然，他的重点是“熟读”，强调在阅读时注意和欣赏细节，但至少也于此可见，在当时的法国，成为“大学问家”的门槛似乎并不高。

的确，为什么一定要读书呢？在如今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上的海量内容都看不过来，不仅唾手可得，而且还会自动按照你的兴趣推送。在如今忙碌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时间已经碎片化，很多人感到静不下心来，只能看看微博、段子和短视频来消磨。

但其实，碎片化的时间同样适合读书，古人就有“三上”（马上、枕上、厕上）的说法，意指这些零碎的时光最宜读书，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正是看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时间。无论在哪个国家，书籍仍然是知识的终极蓄水池，读书风气不振，几乎毫不例外地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走向平庸——对个人的精神生活来说也一样，毕竟没有人能靠看微博和段子成为“大学问家”。

很多人或许会说，“我本来就不想成为大学问家”。是的，在许多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读书”似乎就意味着看护一种精英的高雅文化，从来都是少部份文化精英的使命，与大众无关，因而要做到全民族关怀，一直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如今的问题在于：大众对知识精英不再抱有敬意，而且还如释重负：我本来就是庸众，不用附庸风雅，那不是我的事。

昨天世界读书日，还有两位朋友在群里这样聊起：

A：“现在这种经济条件，别的也买不起，只好买书了。”

B：“感觉这种经济条件下，大部分人第一放弃的就是买书。”

A：“那是因为就算经济条件好，他们也未必会买书。”

在以往的年代，“读书破万卷”确实首先就得……很有钱。清代一部24卷的《聊斋志异》售价1.1两银，52卷的《本草纲目》售价8钱银，而据张仲礼估计，当时一个劳工年收入仅5-10两银，按50卷1两银估算，万卷书籍需要200两银，相当于普通劳工两三年的全部收入。相比起来，当下虽然很多人说书价高涨，但如果万卷篇幅相当于500本书，按每本40元计算，2万元的购置成本，其实意味着当下的文化产品还比以前低廉了。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书太贵，所以阅读风气差”，而恐怕正相反：“阅读风气差，所以嫌书贵”。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注重外在物质和成功的时代，很少人乐于沉浸在内心世界中，而知识精英也只读自己的专业书，很少与大众交流，其结果，娱乐文化与专业主义联手，导致一种高雅的公共话语在日常交流中消失了，即使在精英群体内部也是如此。

中国原本的媒介生态就是一个电视占绝对主导的市场，而印刷媒体不像西方那样得到过长达数百年的充分发育，这样，当电视、网络兴起时，大众的通俗文艺也电子化了，使得阅读作为一种文化活动被大大边缘化。

公平地说，这也不仅在中国如此。早在二战前，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就曾预言广播、电影、电视这类电子媒体将取代书本操控人类情感，而从前的文学、哲学就会成为“过时与日渐远离生活的玩意，就如扶乩、占卜与放鹰等一样”。所幸的是，阅读活动尚未就此消亡。这或许是因为，人们迟早会发现，那些看起来抓眼球的内容，最终都太容易厌倦了。正如萧伯纳第一次看到百老汇和42街的霓虹灯时说的：“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我们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势必总要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与自我实现。所以英国作家毛姆才说：“养成读书的习惯确实使人受用无穷。很少有什么娱乐，能让你在过了中年之后还会从中感到满足。没有哪一种活动可以那样容易地随时开始，随便持续多久，同时又干着别的事，而且随时可以停止。养成读书习惯，也就是给自己营造一个几乎可以逃避生活中一切愁苦的庇护所。”

是的，书籍不是一种“奢侈品”，它本该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因为任何人都有权享受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我自己本职工作也很忙，还要拉扯两个孩子，但这些年仍然每年至少读书200本以上，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我构筑起一个能抵御浮躁外部环境的内在自足世界了。有一次，豆瓣上有人说：“很惊讶！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单身汉所以才有这么多时间读书写文章！”这其实与时间的多少并没有必然关系，而涉及到你的“状态”。

要说这些年里给我启发最大的一本书，那我愿意推荐爱德华·萨义德的名著《东方学》。和很多书不同的是，它不仅仅只是提供一些“知识点”，还教会你一种如何从字里行间批判阅读的方法。因为在本质上，阅读和个人成长是同样的道理：一个人要获得成长，要想真正认识世界和自我，就必须学会批判地审视这一切，坦然接纳他人、也接纳自己。阅读，最终是为了让我们能成为更好的自己。